去年，“拉姆案”曾在互聯網引起爆炸式效應，讓家庭暴力相關話題置于輿論焦點。日前，《另一個“拉姆”》一文再掀熱議，前女記者馬金瑜在文中自述情感經歷，揭露長期遭到丈夫家暴，引發輿論震蕩。目前，警方已介入并展開全面調查。
輿論發酵過程中，從開始人們對馬金瑜遭遇的同情聲援，到后來出現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爭”的質疑，再到馬金瑜丈夫對家暴行為矢口否認的“羅生門”，輿論導向多次變換，相信事件結果自有公論，但事件涉及的核心問題——家庭暴力，值得借此機會再次探討。
家庭暴力與社會文化、習慣傳統、性別差異、執法尺度等諸多問題交織相伴，不僅是家庭內部的問題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，更重要的是一個法律問題，因此成為最為引人關注的議題之一。但這一問題往往陷入“不出事不關注、一出事就炸鍋”的怪圈。
我國已于2016年3月起施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》，但截至2019年底，全國2.7億個家庭中，有30%的已婚婦女曾遭受家暴，每年有15.7萬婦女自殺，60%是因為家庭暴力。法律的出臺為何沒能改變如此嚴峻的家暴形勢，為何輿論總被“家暴”點燃？
家庭暴力表面上看是通過毆打、捆綁、辱罵等手段殘害家庭成員的肢體暴力行為，實質上是通過暴力違法手段追求家庭權力的精神控制行為，對受害者的身心造成嚴重傷害。受害者往往因為顧及其他家庭成員感受、懼怕加害者對身邊親屬進行報復而無法逃離。加害者也往往通過道歉賣慘獲得原諒，繼續以“愛的名義”反復施加暴力而更加肆無忌憚。
在法律認定上，《刑法》中規定，家庭暴力情節嚴重的按虐待罪處罰。但何為“情節嚴重”缺乏具有操作性的鑒定標準，一般只對長期且造成明顯嚴重傷害的暴力行為定罪，對于輕微和精神上的家庭暴力傷害缺乏強制力，而且在涉及經濟賠償時，夫妻之間的經濟賬也難以算清。這為實踐中如何有效保護弱者提出了新的課題。
而民法訴訟上，遵循的是“誰主張誰舉證”原則，加害者自然不會主動舉報自己，而受害者在家庭中也多為弱勢一方，常常因為忍氣吞聲和法律意識淡薄，不注重搜集證據，無法提交出警記錄、告誡書、人身保護令等有效證據，也就無法獲得相應的法律援助。
法律上面臨認定難、舉證難等問題，執法上就“無從下手”。對家暴問題，一些執法人員認為“清官難斷家務事”，充當“和事佬”，對一些“瑣碎糾紛”也愛理不理。出于這樣的認識，造成執法力度偏軟，這變相助長了加害者的氣焰。此外，在解決相關問題時，缺乏反家暴處理的專業隊伍，存在經驗和能力上的不足。
除了法律問題，家庭暴力更深層次的原因與一些腐朽傳統思想有關。例如，“家丑不可外揚”的固有觀點廣為流傳，“男主外、女主內”的糟粕思想頗有市場，“床頭打架床尾和”的勸和理論時常出現……這些舊有觀念不僅是一些家庭暴力產生的根源，也充當了一些家暴發生后的“辯詞”，通過形成一些“約定俗成”的潛規則影響法律的效力，結出“情大于法”的惡果。
家庭暴力不僅傷害家庭的和諧，也沖擊著社會的道德底線，觸碰了法律的紅線，必須加以制止。這不僅需要厘清法與情的邊界、廓清社會和家庭的邊界，揭開施暴違法者的罪惡“面具”，增強打擊家庭暴力的執法力度，讓更多受害者敢于勇敢站出來，不做“沉默的羔羊”，擺脫“不訴不理”的境遇，更需要全社會對糟粕文化和觀念說“不”，徹底根除家庭暴力滋生的土壤，讓法律成為解決家庭暴力問題的評判準繩和堅強后盾。（央視網評論員） |
